网络歌曲2023年流行歌曲排行榜免费,戎默｜“惟愁错写弄獐书”：错字和误书

“惟愁错写弄獐书”

这是苏轼祝贺朋友生儿子的诗，却用了一个写错字的典故，在祝贺别人的同时还调侃了一下自己。生儿子古代有个典雅的说法，叫作“弄璋”，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：“乃生男子，载寝之床，载衣之裳，载弄之璋”，但唐代的宰相李林甫却在祝贺亲戚的信中错写成了“弄獐”，从此这位口蜜腹剑的奸相又多了一项剌谬之处：不学无术。

其实中国的文字因字形构造问题，极易写错认错，《抱朴子·遐览》里就说“书三写，鱼成鲁，虚成虎”。但偏偏中国又极重视文字的准确性，认为这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修养与文化。和李林甫同时的萧炅，也曾因误认《曲礼》中的“伏腊”为“伏猎”，甚至遭到言官的弹劾，质疑他作为官员的能力。“错字问题”可说中国人较为重视的问题之一了。

传统上对认错或写错字的嘲笑，尤以塾师为甚，所谓“白字先生”是也。最有名的便是一位宋代的村塾先生，因为曹聚仁先生在《中国思想史随笔》中的“推介”而名扬天下。他把《论语》中“郁郁乎文哉”几个字，读成了“都都平丈我”，教给学生。所以当时的诗人曹元宠就有诗嘲戏云：“此老方扪虱，众雏争赴火，想当训诲间，都都平丈我。”“白字先生”时常出现在一些笔记、故事中，大概是由于传统中国的教育以“经史子集”一类的文史知识为主，人才的选拔——科举考试也多以考较文字功夫为衡量标准。没有考中科举的人，往往又以在三家村中进行启蒙教育为业谋生。作为人才选拔的淘汰者，他们的文字功夫当然是不过关的，“村学陋儒”成为“认错字”故事的主角也理所应当。

而随着西方的科学技术、政治经济一类的学科进入中国，使得我们知道了除了文字功夫外，知识还有更为广阔的含义和范围，教书先生所教的学科门类也扩展了很多。但文字问题竟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读错字的教育者，依然会被嘲笑为“白字先生”。曾见过这样一个故事：

宣统时，苏州创办法政学校，以期造就专门人才，所延教员，泰半雄辨高谈，睥睨一切。教员某善认别字，讲义亦多误解。某日登讲席，误言孔子为鲁同冠，而同时某商校教员，则读颛臾爲颛叟，一时传爲笑谈。或赠以联云：“孔子为同冠，可怜法政学堂，偏要讲二千年前故事；季氏伐颛叟，此等商科教习，还不如三家村里先生。（《清稗类钞·讥讽类》）

照理商科学校的教员，自应以经济学的水准为其教学水准的评判，但却因错认祖宗典籍中的“鲁司寇”为“鲁同冠”，“颛臾”为“颛叟”而遭到讥讽，被一棍子打死地认为他们“雄辨高谈”而没有实际的学问，“还不如三家村里先生”。可见文字的准确性，即“错字问题”，早已成为了中国知识人共同的文化基因了。

村塾先生而外，官员也常会成为“错字故事”的主人公，尤其是被大众认为行事乖谬的“奸臣”，往往会用“错字问题”来反映他的见识浅陋。前述李林甫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。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阻挠维新变法的晚清重臣刚毅。李伯元《南亭笔记》卷二云：

刚毅读书不多，大庭广座之中多说讹字，如称虞舜为舜王，读皋陶之陶作如字，瘐死为瘦死，聊生为耶生之类，不一而足。都中某太史编成七律以嘲之云：“帝降为王虞舜惊，皋陶掩耳怕闻名。荐贤曾举黄天霸，远佞思除翁叔平。一字谁能争瘦死，万民可惜不耶生。功名鼎盛黄巾起，师弟师兄保大清。”

这首嘲戏诗的最后两句是指刚毅所倚重来抵抗外国侵略者的义和团，而“远佞思除翁叔平”自然指他对翁同龢的排挤，所谓“黄天霸”则与他另一件佚事有关，刘体智《异辞录》卷三载：

一日，刚毅荐龙殿扬之材勇，上问如何，对曰：“若昔之黄天霸。”上知其未学，满人本不以文重，弗之责也。既退，荣相哂曰：“公以龙殿扬喻黄天霸，公得毋以施世纶自命乎？世纶在当日，诚为喧赫，而今日伶人演剧，则以下等戏角充数。”相与一笑而罢。

他曾举荐龙殿扬之勇猛，居然将其比之为戏文里子虚乌有的人物黄天霸，这些都表现了刚毅谈吐之俗劣。不过笔者总觉错认“瘐死”“聊生”为“瘦死”“耶生”一事有些杜撰的成分：一来刚毅虽是以优待满人特有的翻译科生员入仕，但也要经过一番考试，似不致如此荒唐。二来此二字对仗过于工整，太像是来自诗人想象后的踵事增华。但明眼人应该都清楚，不论是对刚毅“瘦死耶生”的嘲戏，还是对李林甫的“弄獐之误”的揭露，所针对的都不止是他们文字功夫不佳而已。

“茶壶脱底”

更尴尬的一种认错字的方式是不懂装懂，以不误为误或不知何处为误，导致旧误不除，新误反生。金根车是秦汉时期天子法驾的一种，这在《汉官仪》、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都有记载。到了唐代，则知之者少。宣宗时的韩昶看见史传中的“金根车”，就不知何物，竟认为皆是“金银车”的笔误，统统改掉。事情传扬出去，甚至影响到了他升职。而他是大学者韩愈的长子，所以《刘宾客嘉话录》评价他“名父之子,虽教有义方,而性颇暗劣”，更是为自己家族蒙了羞。韩昶曾做过集贤校理，他的子嗣也皆有功名，宋代王应麟的《困学纪闻》说他“虽有金根车之讥，而昶子绾、衮皆擢第，衮为状元，君子之泽远矣”，其实可算不负门楣的。但错改“金根车”的“罪名”恐怕再也洗脱不掉了。误改一字，竟有如此大的影响。古人说“读天下书未遍，不可妄下雌黄”（这句话本身是告诫人们勘书改字要谨慎，雌黄是书写时改字用的工具），实在是很有道理。

清代王汝玉《梵麓山房笔记》卷二中又记载过这么一件事：

友人述数年前有士人会试，文中用“佛时仔肩”之“佛时”二字，及《系辞》“贞观”字，其房考不知，误批“佛书及汉时年号不应入文”，而黜之者。场后士人领落卷阅之，因作一联以献云：“佛时作西土真言，宣圣摇头弥勒笑；贞观为东京年号，唐皇失色汉廷惊。”

清代的经义八股文，内容以紧贴四书五经为上，出现佛书或汉唐以下的文字自然不佳，所以这位考官才会批“佛书及汉时年号不应入文”。但“佛时仔肩”是《诗经·周颂》里的话，在佛教未传入中国前，已有“佛”这个字形的字。一般认为此处即通“弼”，辅佐的意思，与佛教无涉，但这位考官竟将《诗经》里的“佛”字误认作佛教的佛；《周易·系辞》里有“天地之道，贞观者也”这样的话，但他竟又只记得历史上有皇帝年号是贞观，还记错了时代：将唐代的年号误记为汉代。一般的读书人《诗经》和《周易》还是读过的，汉唐年号自然也滚瓜烂熟。所以这位考官的“无端纠错”，全是“以不误为误”，导致的只能是显示他自己的荒疏之甚而已。

《清稗类钞·讥讽类》又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某校理化教习上课堂，发明茶壶之作用，以粉笔绘茶壶于黑板，旁注茶壶二字，乃误书壶爲壼。学生某起言曰：“先生误矣！壶字多一画。”教习嗫嚅曰：“笔误，笔误。”随将壶字末一画用粉刷拭之，成一（见下图）字。合堂哄然，曰：“茶壶脱底，茶壶脱底。”

先生壼、壶不分，学生提醒后仍不知错在何处，但又不好意思再问，只得硬着头皮乱改，竟致误上加误，字不成字了。“茶壶脱底”，先生的文化水平，从此也交了底。此则虽为笑话，但也足为文字工作者或教育工作者之戒了。

“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也”

认错、写错字还都只是一时一地的尴尬，错处一旦印成书，其传播的影响又要大很多，所以我们对“误书”的容忍又会更小一些。虽然北齐的邢子才曾劝人不要校书，认为“误书思之，亦是一适”，但传统上仍认为书就是要校对精良，尽量没有误字。碰上误字较多的书，多少心里都要犯些嘀咕。比如南宋出现建阳书坊刻的“麻沙本”，《清波杂志》称为“若麻沙本之差舛，误后学多矣”，《老学庵笔记》则记载了一则有名的笑话：考官出题“乾为金，坤亦为金”，后来发现是书写错了，应该是“乾为金，坤为釜”，时人嘲之为“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也”。麻沙本“劣本”的恶名，算是板上钉钉了。其实就今天来看，麻沙本自然也有好的版本，更为不少典籍的流传做出了很大贡献。但因当时部分的校对不精，形成了反向的“品牌效应”，也很难洗脱“劣本”的固有印象了，误书之事，可不慎欤？

书中有些错误的出现，则在刻印之人不理解书意的误刻，《日知录》里就曾记录山东人刻《金石录》，因不理解后序中“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”之“壮月”为八月之意，竟误刻为“牡丹”，变成“绍兴二年玄黓岁牡丹朔”这样不可理解的话。这种误改，虽则荒唐，但却并非个别事件。

接下来想说说一桩旧事，虽则与上文说的“错字”故事关系不大，但也属于“误书误刻”一类。上海《文汇报》1962年8月29日第四版“笔会”曾登过一篇《对一本讲校勘的书的校勘》，署名“老调”，文章指出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7月出版的张舜徽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一书，第162页至163页讲史籍避讳一章时，引用了陈垣《史讳举例》的一处表格，原本应是上下两栏一一对应的关系，表明同一人在不同史籍中因避讳而造成的不同称呼。这张表排版竟完全错乱，看不出上下对应的关系。似是将原稿的上下对应，理解为“旁行”（即古籍中有横着两行或数行排列的地方，不是竖读，而是从右往左横读，一行读完，再读下一行）关系，又按版面重排，竟致表的意义完全不能理解。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则在1962年9月11日“笔会”的“来函照登”栏目进行了回应：

8月29日《笔会》刊载老调同志《对一本讲校勘的书的校勘》一文，指出我所出版的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第162页移录《史讳举例》一表，在排印时，将原来上下二排的对照表，错误地分成二截的“旁行”，使读者不能看懂。这个意见完全正确，我们在这里向老调同志致谢意。

关于此表误排的经过情形如下：此书在我所负责编辑校读清样完毕。经总编辑签字交厂印制时，负责校对竟根据自己对此表的误解，独自至厂擅改付型。问题发现后，我们立即补印了勘误表，并写信给作者张舜徽先生作了说明。同时在所内也已对这位校对同志好心做的坏事进行了教育。因此，我们认为这件事是不能由编辑人员负责的。特此说明如上。此致敬礼。

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

1962年9月6日

翻阅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档案，发现这一“错印事件”尚有一些细节可以补充。其实，在本书出版后不久，“老调”一文发表之前，这一表格错误即已被发现。1962年7月23日张舜徽先生致书编辑部：

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校订本已收到，发现其中在排版时造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，即一六二页、一六三页之间的那个表，本来上下文字要起对照作用的。例如……我的原稿钞录很清楚，不意排字时竟在两页交缝之际，将原来形式改变旧观，必然会招致读者的怀疑。请你们检查陈氏《史讳举例》一对，便可发现这一错误是比较严重的。目前必须写出一个勘误申明小笺，趁此书尚未发行时，印好夹在书中，以减少读者误会。此事关系很大，断不容将错就错，究竟为何处理为好，请从速研究作出决定后即以示知为感。

“中华上编”在接到信后则立即作出回应，7月27日致书张舜徽先生：

7月23日来信收悉。关于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162—163页一表排印错误，我所业已发现。此是校对人员误改所致，现正赶印勘误表，附书发行，再版时再订正。这次错误完全是我们工作不仔细而产生，今后当力求改正，谨在此向你致深切歉意，敬希谅解为盼。

可见在本书发行不久，出版社和作者都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并马上印了勘误表附书发行。也许当时有部分书已经发行，未及附勘误表，所以导致那位“老调”先生在阅读时产生了疑惑和障碍。

1962年中华上编版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162-163页

对应的勘误表

“中华上编”回应中所称误改的校对人员，则是指时任校对科副科长的王燕棠，在老调文登出后，他又写过一个内部的情况说明：

今天《文汇报》有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的批评，查此书由我担任通读，当时对此表并未读过，认为已校过多次，一般的读不易发现问题，为求急于出书，便未细读，否则四十四人同姓不同名的上下相对，当不难理解，却只看到此表上排多有“宋书”，下排多有“南史”字样，也当作旁行。盖因此书38页的表，提到旁行与直行的错误，又有152页的表，作者也误作直行，（其他类似的更多）便突然加以校改，却把上文“彼此二书，同叙一人”的一段话疏忽了，实为主因。

可见出版社在给作者与登报的情况说明中所说属实。而犯此错误倒不是在校对时完全疏忽地不动脑筋：因本书曾提到过后世通行本《后汉书》，将古本《后汉书》的旁行排法理解为一上一下直行读，导致“云台二十八将”顺序完全错乱。本书其他的表格，作者又多犯“误作直行”的毛病，在校对时已经一一校改了，于是此处有些想当然地认为也是“误作直行”，没顾上表上下一一对照的用意，就改为旁行。这一错误事件倒可反映当时“中华上编”的校对工作，并非机械地做将作者原稿和校样核对，其实也是要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审读和修改加工的。

《文汇报·笔会》在文章刊发前，也先曾信寄到出版社通报情况，接信后，出版社自然也十分重视，8月28日回信：

承转来老调仝（同）志《对一本讲校勘的书的校勘》清样，洽悉。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162页至163页排印错误，老调同志所提意见是对的，我们亦已发现，并印发了勘误表更正，现随函附上一份，请察收。此次错误是发生在校对同志的误改格式。我们希望此文在发表时，给我们协助，附加一个编者按语，按语文字代拟，另纸抄上，请考虑。

原来中华上编希望在文章登出时就附编者按语，如此可显示出版社已经及时发现问题，而并非老调文章刊出后才补救的。但这封信《笔会》编辑似未及时看到。文章于8月29日刊发，而“编者按语”却未登出。为此，出版社再次致信《文汇报》：

关于赵万里与老调两仝（同）志的文章，日前承你报寄下校样，征询意见，至感！但两篇文章都在我们复信送达以前，即已刊出，以致我们有些意见，你们来不及考虑。为赵万里文中有些地方曾经北京文化部负责仝（同）志通知更改，现亦不及照改。老调一文排法有些地方也不很正确，同时，我们对书中出错的问题，本想附一说明，现你们未能同时刊出。承代拟《来信》稿，我们觉得过于简单，不能说明问题，似不适用，我们拟另草一信，不日寄奉，请审阅后刊登。以后遇有类此事，仍恳切盼望互相密切联系商量处理为感！

所谓赵万里文章，是指同日《文汇报》三版所登《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》，乃赵万里为中华上编影印《龙舒本王文公文集》所作跋语，其中有几句话和最终出版物上的不同，想必就是信中所说“北京文化部负责同志通知更改”之处，又是另一事，此不赘。

该信为吕贞白先生拟稿，副社长陈向平核稿，陈向平核稿时对信又做了较大的改动，如将抬头“文汇报社”直接改成了“陈虞孙、陆浩两同志”（二人时任《文汇报》总编、副总编），“请审阅后刊登”原来写的是“请考虑”，又加上“以后遇有类此事，仍恳切盼望互相密切联系商量处理为感”一句，都是措辞上更强硬激烈的改动。书中之误，虽不可免，但却是每个出版者的噩梦，更何况《文汇报》未事先沟通清楚就登纠错文章，恐怕要使书甚至编辑部背上“麻沙本”的恶名。陈向平对《文汇报》在此事处理上的气愤态度，也是情有可原的了。